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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极右翼浪潮在多国涌动并影响国家政治生态：在德法等欧洲国家议会不断“开疆拓土”，在美国持续释放深刻的国内与国际影响，在日本催生民族主义政策。然而，这一浪潮并非不可阻挡——挪威选民助力左翼工党成功抵御其攻势，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成功连任该国总理，韩国自由派候选人李在明亦当选总统。左右翼力量的此消彼长，其背后是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所引发的广泛民众心态变化与政策诉求调整。了解这种政治光谱变迁被认为是理解未来世界秩序重组的前奏。从今天起，《环球时报》将推出“各国政治光谱观察”深度认知系列报道，介绍不同国家政治光谱的变化，评估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在本篇报道中，我们将介绍韩国极右翼力量崛起的土壤及危害。

　　据韩联社报道，有官员透露，韩国警方2026年1月19日对极右翼组织“废除‘慰安妇’法的国民行动”负责人金柄宪的住所进行了搜查。该组织长期否认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将受害者污名化为“从事易的女性”，并在韩国多地要求拆除象征受害者的“慰安妇”少女像。这一极端组织的相关举动并非孤立事件，它折射出近年来韩国极右翼势力的持续活跃与复杂化。韩国极右翼力量的增强，与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的政治氛围与社会分裂有着深刻关联。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旗下的东亚论坛网站刊文指出，韩国极右翼团体在起源和导向上，已与韩国传统的保守势力存在根本区别。韩国保守派大多在宪法与制度规范内运作，政策上优先追求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并寻求精英层面的共识。然而，当前韩国的极右翼团体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他们融合了民粹主义、阴谋论、文化怨恨以及对自由民主本身的敌意。韩国极右翼的支持基础较少依赖于一套连贯的意识形态，更多是依靠情感动员，具体表现为煽动反女权主义、反移民情绪、鼓吹宗教民族主义，并以道德绝对主义排斥社会多元文化。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卡图基此前在网上发表文章，称韩国极右翼政治的兴起植根于该国极端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历史传统。自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其保守派政治领导层反复利用“”框架来巩固自身相对脆弱的执政基础。在这一政治语境下，任何形式的进步派反对声音，都极易被贴上“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保守派当权者所推动的政治民主化转型，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深层逻辑，极右翼势力在政坛的影响力并未被显著削弱。

　　进入21世纪，随着温和自由派接连执政，一股被称为“新右翼”的势力随之出现。卡图基表示，这股力量致力于粉饰韩国历史上的威权主义统治，同时将进步派力量污名化为“意识形态敌人”与“反国家分子”。为了复制人士成功的基层动员模式，保守派政治力量着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由有极右翼倾向的民间团体、宗教组织及出版机构构成，旨在深度动员民众参与政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其任内，充分激活并利用了这股潜藏的社会力量，提拔了一批新右翼的代表人物进入权力视野。

　　年轻男性选民与老年民众是韩国极右翼倾向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群体。卡图基认为，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这两大群体所共有的“经济幻灭感”。在非正规就业占据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绝大多数年轻人为获得一份大企业或公共部门的稳定职位而激烈竞争，而这通常需要一份近乎完美的履历。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缺失，使得这场竞争对许多年轻求职者而言如同生死之战。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部分韩国年轻男性的相对剥夺感，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高度竞争的环境中遭受了不公，尤其是考虑到他们还必须履行为期两年的强制性兵役义务。

　　宗教在韩国极右翼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亚论坛发表的文章分析认为，韩国保守派新教教会，尤其是亲美福音派，已成为该国极右翼的枢纽之一。他们通过传播反性别多元化理念和叙事，为排斥自由派政治提供了充满煽动力且带有神学色彩的理论框架。极右翼牧师全光焄曾以“拯救韩国”为口号举行集会，公开赞扬尹锡悦，并鼓动信徒反对弹劾这位韩国前总统。诸如“太极旗”集会这类活动，则将所谓爱国符号、宗教圣诗与政治口号融合在一起，造出一个使个人信仰与民族主义政治相互强化的独特空间。

　　韩国极右翼获得某种制度化表达空间的现象，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政治人物与极右翼舆论保持频繁互动，并在特定议题上接纳其动员逻辑，这使得一些极端言论得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据韩国媒体报道，在尹锡悦执政期间，极右翼舆论在部分场合获得了公开表达的渠道，一些极端主张甚至被赋予“合法政治意见”的外衣。当时，部分执政会议员在司法、外交、女性问题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上，表现出与极右翼相近的立场，从而使得极右翼的政治表达从网络空间逐渐渗透至制度化政治议程的边缘地带。

　　韩国学界认为，如果极右翼力量继续沿着跨国传播的路径扩张，其针对女性、移民、少数群体及外交政策的极端叙事，可能长期干扰公共议程的设置与政策制定的方向，从而进一步削弱韩国社会的包容性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部分研究发出警告，指出极右翼叙事正从情绪化的街头口号和网络言论，转向试图渗入制度层面的“议题入口”。未来，这可能在国家安全、教育文化等关键政策领域形成持续性的舆论压力，或导致韩国政治长期处于高度极化的紧张状态。

　　“韩国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精英阶层，也系于公众意志。”东亚论坛发表的文章认为，正如韩国所承认的，正是广大公民的抵抗与政府内部分力量的不合作，共同挫败了尹锡悦的“自我政变”，证明了韩国民主精神的内在韧性。然而，仅依靠这种危机时刻展现的韧性并不足够——那些催生当前政治乱象的结构性问题，如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深刻的代际隔阂、日益尖锐的性别对立，以及激进化的宗教右翼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国社会之中，构成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