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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联合声明以及各国单独发表的官方声明，可以发现各国表态的侧重各有不同。沙特的表态更为强硬，其部分油气设施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如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因此沙特强调自我防卫、对领土和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的保护。阿联酋国防部公布了关于拦截大量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信息，呼吁缩短军事行动持续时间，突出防御与稳定优先的立场。卡塔尔方面通报了伊朗无人机对其天然气处理设施实施打击的情况，并称保留对袭击“作出回应的全部权利”，同时更强调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团结合作，展现出一定的外交缓和语气。阿曼一贯扮演中立角色，是

　　海湾六国存在美国军事基地是其遭受伊朗打击的主要原因。这些军事基地环绕波斯湾，对伊朗形成半包围态势，长期以来是美国监测、收集伊朗情报并实施威慑的重要平台。因此，伊朗最初对海湾国家发动袭击时针对的也仅是其领土上的美军基地或美方设施、机构。后来，有伊朗无人机袭击了海湾国家的非美军设施，舆论推测有三种可能：第一，存在误击可能，比如伊朗已经否认对阿曼领土或港口进行过任何军事袭击；第二，伊朗可能在受到重大打击之后“迁怒”于海湾邻国；第三，伊朗领导层受重创后，可能导致军事指挥系统失去统一指令，或执行了原领导层此前已给出的有条件打击海湾国家的方案。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广大对《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分析说：“截至目前，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是有限度的，海湾国家的表态是较为克制的，都尽量避免与伊朗正面对抗，也没有进行军事反击。海湾国家已多次表态不允许其领土、领空或水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该国并不愿扩大自己的敌人面。相反，从美以的角度看，它们更希望拉海湾国家一同打击伊朗，以壮大声势。正因如此，在美以媒体登出‘沙特向伊朗宣战’消息后，沙特迅速澄清‘未向伊朗宣战’，是对伊朗袭击行为提出‘谴责’。”

　　宗教文化是当下冲突中绕不开的关键因素。韩建伟介绍说，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只有沙特于1932年较早实现建国与统一，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巴林、阿曼均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实现独立或建国，因此是一批相对年轻的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伊朗的恩怨纠葛少。这些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可追溯至阿拉伯帝国时期（632年至1258年），当时教征服波斯并将后者化。波斯人认为自身文明早于阿拉伯人，并认为阿拉伯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波斯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繁荣的。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既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也存在一种关系张力——波斯民族对阿拉伯民族存在一定的优越心理。尽管海湾八国都信奉教，但伊朗的主体民族是波斯民族，信奉什叶派，而其余七国的主体民族都是阿拉伯民族，信奉逊尼派的占比较高（除伊拉克和巴林以外）。

　　伊朗与沙特的矛盾更具结构性特征，两国长期以来是地区阵营对抗的核心，因民族身份、所属教派不同存在分歧，并争夺地区影响力。伊朗1979年通过革命推翻君主制，改政体为共和国。对此，沙特等海湾国家长期警惕伊朗“输出革命”、颠覆其君主制。1981年，海合会成立，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联合制衡伊朗。在两伊战争、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中，两国长期进行代理人对抗。自2023年3月初两国复交以来，面对新形势，双方展示出了诚意，关系有所改善。但沙特对伊朗的威胁感知难以短期内发生根本性转变。

　　而在对伊朗认知较为温和的3个国家中，阿曼尤为突出。韩建伟分析说，阿曼长期以来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谈判的重要协调方，是海合会中与伊朗关系最密切的成员国。阿曼能够与伊朗维持良好关系，主要受其国内伊巴德教派的影响，该教派以温和宽容著称。不过，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存在海域争端。卡塔尔在开发帕尔斯气田上与伊朗有合作关系，在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期间，该国也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同时，卡塔尔也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重要斡旋方。然而，伊朗对设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美军基地强烈不满，该基地被视为打击伊朗的“桥头堡”。科威特与伊朗总体关系良好，两国历史与现实矛盾较少，但因科威特在海湾战争后允许大量美军驻扎，此次也遭到伊朗较多打击。

　　王广大对《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表示，总体上，海湾国家与伊朗近些年的关系呈现出“有意缓和、内心警惕、斗而不破”态势。具体表现为三种趋势：第一，从对抗到缓和，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陆续恢复与伊朗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随后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降温，海湾国家自主意识上升，越发追求安全和经济自主，聚焦理性务实需求；第二，竞争常态化，尽管伊朗支持的“抵抗阵线”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但伊朗代理人依然活跃在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国，海湾国家与伊朗在能源市场、航运安全、地区话语权方面持续竞争；第三，既对美安全依赖又受伊朗威慑，海湾国家在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但对其可靠性存有疑虑。与此同时，伊朗凭借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对海湾国家构成威慑，成为制约其安全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